[38]本文所称民主的条件, 是指民主规则如何修正以及民主需要哪些配套制度的保障， 以抑制民主本身所具有的专制与极权因素，避免民主的破坏性和自我毁灭。

现在经常对法科学生说，必须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其思维与方法对于学习乃至于未来个人生活都有重要意义。后来，维柯更绝对地认为，吾人的知识之真正目标并非对于自然的知识，而是对吾人自身之知识，人类所能真正理解体会的，并不是事物之本性（die Wesenheit der Dinge），因为事物是永远无法为人类所穷尽的。

来源：《重庆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历史已经证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国富民强的根本手段。在这个过程中，必须相互沟通，表达自己的利益、观点与立场，充分理解他人的利益、观点与立场，最后通过妥协形成共识。[⑦]道德在逻辑上先于法律。因此，培育公民的法律意识不可避免地涉及政治问题，公民教育在政治国家层面上是政治教育。

从历史上看，演说雄辩之风在荷马时代已经显现，古希腊时代成为政坛时尚，直到公元前4世纪末，希腊城邦失去独立地位之后才逐渐衰落，但在民主的罗马帝国里，仍然可见演说辩论的影子，西塞罗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西方世界经历了几次工业革命，生产了大量商品，使人免于匮乏与饥饿，进而有余力追求人的尊严（笔者认为民主政治是使人有尊严的政治）。金斯伯格在中国看到了对法治的同样转向。

政权可以对司法审查【11】的制度结构，司法审查的类型【12】和法律地位的要求上进行的进一步的限制。俄罗斯和前苏联的大多数国家如果说不是公开的威权国家的话，也应最恰当被称作非自由国家。方法在本质上是制度主义者的，因为其不设定法律和法院的范围（reach），但视司法权威与权力的幅度（scope）为探索的靶子（Ginsburg and Kagan 2005）。同样，海利德（Halliday）菲利（Feeley）和卡皮克(Karpik)也发现法律复杂系各因素间关系的本质是控制过度的国家权力的一个关键的变量。

他们理所应当地担心如果他们违背先前奠定他们的统治的意识形态基础的政策所遭致的民众反弹或精英层次的分裂。最后，蒙斯塔法（第五章）追溯了埃及政权1970年代在面对日渐扩张和日益尾大不掉的（unwieldy）的官僚体制时为了恢复纪律约束而如何广泛地扩充行政法院体系的。

在这两种解释中，执政党都将很快被其敌手取代，因为他们相信没有司法机关，这个政权和制度将同样存在，其就有动力授权给它们。如果我们把司法独立理解为相对于政府其他部门的制度性自治的话，那么我们一定会得出结论认为很多威权国家都满足这一形式的要求。即使激进主义者在特定的案件上输掉官司，法院也可以通过政府的公开性，制止权力将来的滥用和为激进主义领导人发展技巧方面有利于合法性的反抗。为什么研究威权统治下的法院？我们的计划应被视作是回应正在出现的政治司法化研究文献的又一个创作（Tate and Vallinder 1995,Shapiro and Stone 2002,Sieder,Schjolden,and Angell 2005）。

进入专题： 威权政治 法院 。然而，不是所有的威权政权都选择利用法院去执行这些功能。【3】 这些功能都有别于在低水平争议上的冲突解决的例行的和普遍的功能（Shapiro 1981）【4】 Perlmutter的在三重结构分类中的威权政权的类型学凸显了这一方面：单一（single）威权制，官僚-军事复合制，统治的平行或辅助结构，比如警察和准军事组织。行政机关预期的报复和在最敏感的政治问题上法院裁决的无效性，通常足能使司法遵从政权的核心利益。

另一方面，司法-军事关系不很好的国家里，暴力在根本上是超越法律的，也就有更多的致命的和武断的结果。统一司法的理想模型是常规的司法等级对国内的所有法律争端都有管辖权。

在一个稳定的威权政权下，法院能动主义的形式越是典型，就越对处于边缘的政治改革施加微妙的压力，也就越反对触动政权的核心利益。这一部分依次探讨每个功能。

控制行政机构与确保精英内聚力授权给法院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要驯化国家的行政机构。最后，源于尊重司法机构的政权合法性依然抡空，除非视法院独立于政府，并不时地否决政府的利益。5、执行有争议的政策，比如允许政治上远离一个政权的核心因素【3】。因此政府就必须确保不干扰资本的承诺是可信的，而且也必须确保以后不能因为政治便利而食言。可能这种现象的一个最好的例子是后平民时代的威权政权的紧需的经济改革的持续的延缓。在所有的这些案例中，统治集团没有一个是出于仁慈而求助于司法制度的。

这也可能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因为就像蒙斯塔法先前指出的那样，每一个这些靠政权支持的功能的成功都依赖于真正的司法自治的措施（2007）。在统治同盟中保持内聚力是一项艰难的挑战，精英层次的分裂需要细致的安排以使任何一个派系都不能支配其他的派系【5】。

根据保罗斯的研究（2002），智利宪法代表了军方四个部分间的一种妥协，这些部分是沿着带有强烈的粘连着的利益而截然不同的社团路线组织起来的，然而1981的宪法法院设定了一种机制使得军事领导人能够按照1980年的文件裁决他们之间的分歧。在实施一个政权的政策上，一个人可以识别出法院的自治水平，有的法院只作为纯粹的工具，案件的结果和惩罚都是预先就注定好了的，有的法院相对较为自治，能够判定被告无罪。

威权政权不同的地方在于依靠这些组织中的哪个来维持秩序和排斥政治对手【4】。威权统治者致力于通过激励司法自我自制，设计分散的司法制度，限制接近司法和弱化司法支持网络的方式容忍司法能动主义。

不幸的是，对威权国家研究的这项工作还得很多年。范围是一个截然不同于自治的一个问题（参Guarnieri and Pederzoli 2002）。【9】 海宾克发现独立的智利最高法院却反讽地民主巩固的一个重要的障碍，挑战了在大多数主义政治科学的氛围中对独立法院制衡行政或立法权力和法院要持续地致力于保护对健康的民主至关重要的基本权利的假定。唐学亮译（西安交通大学）二十年前，马丁·夏皮罗就积极推动公法学者拓展他们的视野，并且开始研究全部公法而不止于宪法，全部法院而不止于最高法院，全部立法者而不止于法官，全部国家而不止于美国（夏皮罗，1989）。

一个降低行政机构管理成本的行政法政权也就同样地改善保护财产权利的承诺。相反，传统的政治精英控制着法院系统法官梯队的上层，这就约束了那些没有兑现致力于形式化（thin）法治概念的法官【9】。

不同的政权在关乎法院确保可信性方面可能处境不同。反讽的是，政权有能力选择案件交与特别法院却有助于常规司法机关司法权的浮现。

本书研究的案例展示了威权统治者经常利用司法机构解决许多困扰他们统治的功能紊乱（dysfunction）问题。儒特和梅强调在对法院的授权和政治制度的根本自由化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同样地，在战后的威权政国家韩国和台湾，像马可斯一样依赖同美国的安全关系，保持了一种形式的宪法合法性的外表。在弗朗哥的西班牙，玖斯·陶哈瑞（Jose Toharia,1975:495）这样说到，关于他们的选择，晋升，分配和任期，目前西班牙法官看上去是相当独立于行政机构的。金斯伯格描述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在意识形态褪色和等级控制的常规工具无什作用后转向行政法的（又见Solomon 2004）。无论在民主还是在威权国家，司法权出现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形式的制度性自治，但是在这两种国家司法权本身就不足以有效地制衡权力。

历史上，大陆法模型的迅即扩展不仅仅是殖民地扩散的结果，在殖民地殖民者仅仅复制宗主国的法律制度。只有当正处于被剥夺权力之时，政权的核心利益才算真正被挑战。

在很大程度上，司法自治被削弱，但法院被广泛地用于排斥政权的反对者。在这些辅助的法院里，行政机关通过非终身的政治任命牢牢地予以掌握，严重地抑制正当程序权，如果其原意还有能力命令再审。

有时合法化的目标是外在的而不是内在的。相反，那些还没有牢牢掌控权力的政权一般都不太关心制度变革的长期收益，并且更可能实施掠夺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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